这是一句我经常回味的诗句，最近几个月它在我脑海中出现得愈发频繁：
“事实是劳作所知最甜美的睡梦。”
这是罗伯特·弗罗斯特早期代表作之一《割草》的倒数第二句。这首诗写于 20 世纪初，当时弗罗斯特还是个 20 多岁的青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德里的一小块土地上，从事农活，养鸡，照看几棵苹果树——那是他祖父买给他的。那会儿，他的生活相当艰难。手头紧，前途未卜。他先后从达特茅斯和哈佛辍学，没有拿到学位。他尝试过不少小工作，但都以失败告终。他身体也不好，经常做噩梦。他的长子三岁时死于霍乱。他的婚姻也问题重重。弗罗斯特后来回忆说：“生活太彪悍了，让我彻底乱了阵脚。”
但正是在德里那些孤独的日子里，他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一名作家和艺术家。农活的某些特质——漫长而重复的日子，孤独的劳作，与自然之美和无情的亲密接触——给了他灵感。劳动的重担，反而让他暂时忘却了生活的重压。他曾这样描述在德里的生活：“如果我觉得自己超脱了时间，那是因为我在那里有五六年完全忘记了时间。我们不再给时钟上发条，因为长时间不看报纸，我们的想法也变得过时。如果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或者我们预见到了，那也不会比这更完美。”在农场劳作的间隙，弗罗斯特不知怎么就写出了他第一本诗集《A Boy’s Will》的大部分诗作；第二本诗集《波士顿以北》的大约一半；还有许多其他诗篇，后来都收录在他的后续诗集中。
《割草》这首诗，出自弗罗斯特的《A Boy’s Will》，算是他德里诗作中最好的之一。正是在这首诗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直白而又充满对话感，同时还带着点狡黠和伪装。（要真正理解弗罗斯特，理解任何事物，包括你自己，都需要既保持警惕又保持信任。）和他许多杰作一样，《割草》看似简单，却藏着一种神秘而近乎幻觉的特质——描绘的是一个男子在田间割草的场景。越是细读，越能发现它的深邃与奇异：
林边除了一种声音，别无他响，
那是我长镰轻声细语，对地轻唱。
它在低语些什么？我自己也不太明白；
或许是太阳的炙热，
或许是四周的寂静——
这就是它为何低语而不高声。
它不是闲适时光的幻想，
也不是精灵随手赐予的黄金：
任何超出真相的想象都显得太过苍白，
无法与那深沉的爱相比，那爱让草甸成行，
其间点缀着脆弱的花尖
（苍白的兰花），还惊走了一条亮绿的蛇。
事实是劳动所知最甜美的睡梦。
我的长镰轻声细语，留下干草待制。
我们现在很少从诗歌中寻求启示，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世界的洞察有时候比科学家还要细腻和敏锐。弗罗斯特早在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实证之前，就已经理解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心流”状态。他笔下的割草人，不是那种被美化的农民形象，也不是乡村的滑稽画。他是一个真正的农夫，一个在炎炎夏日里辛勤劳作的人。他没有幻想“闲适时光”或“不劳而获的财富”。他的心思全在手头上——割草的节奏，手中工具的重量，四周堆积的草茎。他不追求工作之外的真理。工作本身就是真理。
事实是劳动所知最甜美的睡梦。
这句话里藏着深意。它的魅力在于它的直白，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但显然，弗罗斯特在这里和整首诗中想传达的是，行动对于生活和认知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劳动，让我们融入这个世界，我们才能触及对生命、对“事实”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它隐晦而微妙，就像耳边的低语。要聆听它，你得贴近它的源头。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都不仅仅是完成任务的手段，它是一种沉思，一种直接面对世界的方式，而非隔靴搔痒。行动消除了感知的隔阂，让我们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弗罗斯特暗示，劳动让我们与大地相连，就像爱让我们彼此相连。工作，是超脱的反面，它让我们脚踏实地。
弗罗斯特，这位诗人，总是把我们带回那些让人灵光一现的瞬间，那些时候，我们忙碌的身影与世界融为一体——就像他在另一首诗歌中所描述的，“工作变成了凡人的赌局”。理查德·波瓦里尔在他的著作《罗伯特·弗罗斯特：认知之作》中，细腻地描绘了诗人对于辛勤劳动本质和重要性的理解：“在他的诗中，任何一项劳动，比如割草或摘苹果，都能触及现实的深层——那些幻象、梦境和神话，为那些能够以一种必要的不确定性和对实用主义的超然态度去阅读的人，构建出现实的清晰轮廓。”通过这样的劳动获得的知识，可能像梦境一样朦胧而难以捉摸，但“从神话的角度来看，这种知识比那些看似更实际的劳动成果，比如食物或金钱，更为持久。”
当我们开始一项任务时，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独自一人还是与他人合作，我们通常都有一个实际的目标在眼前。我们的目光总是盯着工作的成果——也许是为了喂养牲畜而储存的干草。但正是通过工作本身，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和我们的处境。最重要的，是割草的过程，而非干草本身。
弗罗斯特并不是在怀旧那个遥远的、没有科技的年代。虽然他对那些“死守现代科学教条”的人感到失望，但他与科学家和发明家们有着精神上的共鸣。作为一名诗人，他与他们共享着探索世界的精神和追求。他们都是在尘世生活中寻找奥秘的人，都在物质中寻找意义。他们所做的，正如波瓦里尔所说，是“拓展人类梦想的能力”。对于弗罗斯特来说，“事实”的最大价值——无论是在现实中感知到的，还是在艺术作品中表达的，或是在工具和其他发明中体现的——都在于它能够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从而打开新的感知、行动和想象的大门。在他晚年创作的长诗《基蒂霍克》中，他赞扬了莱特兄弟“飞向未知，飞向崇高”的壮举。兄弟俩在挑战“无限”的同时，也让飞行的体验和它所带来的自由感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可能。
技术，不仅仅是生产的翅膀，也是认知的灯塔。人的身体，未经雕琢时，是脆弱的。它在力量、灵巧、感知、计算和记忆上都有局限，很快就触及了能力的天花板。然而，身体里住着一个思维，它能想象、渴望并规划出身体力所不能及的成就。这种身体与思维之间的张力，正是技术诞生的摇篮，也是它不断进步和演变的推动力。它是我们人类自我扩展和自然解读的动力源泉。
技术并不是某些作家和学者所说的，让我们成为“后人类”或“超人类”。恰恰相反，是技术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类。技术，是我们的天性。通过工具，我们把梦想具象化，把它们带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技术的实用性可能让它与艺术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源自于人类共同的渴望。
人体不适合从事的众多工作之一就是割草。（不信你可以试试。）让割草工能够完成工作，让他成为一个割草工的，是他所使用的工具——镰刀。割草工必须是，而且必须是技术增强的。工具造就了割草工，而割草工使用工具的技巧重塑了他的世界。世界变成了一个他可以作为割草工行动的地方，一个他可以将草地割成一排排的地方。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甚至同义反复的想法，揭示了生命和自我形成的某种基本特质。
莫里斯·梅洛-庞蒂，这位法国哲学家在他 1945 年的杰作《知觉现象学》中说过：“身体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通用工具。”我们的身体结构——比如我们用两条腿以一定高度直立行走，我们有一双可以对立的拇指，我们的眼睛以特定的方式看世界，我们对温度有一定的耐受度——这些都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种感知甚至在我们有意识的思考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我们觉得山高耸入云，不是因为山本身如何，而是我们自己的身高影响了我们对山的感知。我们把石头看作武器，也是因为我们的手和手臂的特殊结构让我们能够捡起并投掷它。感知，和认知一样，是身体的一部分。
这个观点引申出一个事实：每当我们学会一项新技能，我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身体能力，也改变了我们眼中的世界。对于会游泳的人来说，大海是一个邀请；而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大海则是一堵墙。随着我们掌握的技能越来越多，世界也在不断变化，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世界变得更加有趣，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有意义。这也许就是 17 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想要表达的。他反对笛卡尔将心灵和身体分开的观点，他说：“人的心灵能够感知许多事物，而且身体能够以多种方式存在，心灵也就更加强大。”哈佛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约翰·爱德华·胡斯也证实了掌握技能带来的重生。十年前，受到因纽特猎人和其他自然导航专家的启发，他开始了一项自我挑战，学习通过环境线索来导航。经过几个月的严格户外观察和实践，他教会了自己如何阅读日月星辰，解读云和波浪的动向，解读树木投下的影子。“经过一年的尝试，”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我突然意识到：我看世界的方式已经明显改变了。太阳看起来不同了，星星也是如此。”胡斯通过这种“原始经验主义”获得的对环境的丰富感知，他认为这“类似于人们所说的精神觉醒”。
技术，不仅让我们超越肉体的局限，还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世界对我们的意义。说到技术的变革力，你可能会想到科学家手中的显微镜和粒子加速器，探险家驾驭的独木舟和宇宙飞船，但其实，这种力量无处不在，渗透在我们日常使用的每一个工具中。每当我们通过一个工具发掘出新的技能，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多彩，充满更多可能。文化的潜力，就这样被自然潜力所补充。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曾经说过：“有时候，我们的目标意义，单靠身体是达不到的。于是，我们必须创造工具，身体随之在周围构建起一个文化的世界。”一个精心制作和使用的工具，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为我们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在我们内心激发了什么。在最好的情况下，技术能够开辟新的疆域。它给了我们一个既容易理解又符合我们意图的世界——一个我们更加自在的世界。当工具被深思熟虑并熟练运用时，它就不仅仅是生产或消费的手段了。它变成了体验的媒介，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丰富和投入生活的方式。
仔细端详一下镰刀。这玩意儿简单，却透着一股子巧妙。大概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罗马人或者高卢人搞出来的，它由一个弯曲的铁或钢制刀片和一个长木柄组成，我们管那木柄叫“柄杆”。柄杆中间一般会有个小巧的木制握把，让人可以双手握住，抡起来也更顺手。镰刀其实是对更早的镰刀的改良版，后者是一种短柄的切割工具，打石器时代就有了，在农业和文明的早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镰刀之所以能成为划时代的创新，是因为它那长长的柄杆让农民或者工人站着就能在地面上割草。这样一来，无论是收割干草、谷物还是清理牧场，都比以前快多了，农业也因此跨出了一大步。
镰刀不仅提升了田间劳动者的效率，它的益处还远不止于产量的增加。镰刀用起来更顺手，比老式的镰刀更适合割草这种体力活。农民再也不用弯腰蹲地，可以大步流星地走，双手并用，连带着上半身的力量都能使上。镰刀不仅是个帮手，更是对精湛技艺的一种召唤。从它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技术典范——它扩展了社会的生产力，却没有限制个人的行动和感知。实际上，正如弗罗斯特在《割草》中所表达的，镰刀加深了使用者与世界的互动和理解。挥舞镰刀的割草人，不仅干得更多，也知道得更多。别看它外表粗犷，镰刀其实是个身心并用的家伙。
但不是所有工具都这么贴心。有些工具反而阻碍了我们的熟练操作。如今控制我们的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很少邀请我们深入世界，或者鼓励我们发展新技能来拓宽视野和可能性。它们大多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它们被设计得让人望而却步，把我们从世界中拉走。这不仅是因为主流设计实践将便捷和效率放在了首位，还因为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电脑，尤其是智能手机，已经变成了媒体设备，软件被精心设计来吸引和保持我们的注意力。正如大多数人所体验的，电脑屏幕极具吸引力，不仅因为它提供的便利，还因为它提供的众多娱乐。总有新鲜事发生，我们随时可以轻松加入。然而，尽管屏幕充满诱惑和刺激，它却是一个贫瘠的环境——快速、高效、干净，却只展示了世界的一个影子。
确实如此，哪怕是我们在虚拟现实应用中看到的那些精心打造的模拟空间，比如游戏、建筑模型、 3D 地图，以及那些用来模拟教室、会议室和鸡尾酒会的视频会议工具，都逃不过这个规律。这些人工创造的空间虽然能刺激我们的视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听觉，但却让我们的其他感官——触觉、嗅觉、味觉——处于饥饿状态，并且严重限制了我们的身体活动。 2013 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关于啮齿动物的研究显示，动物在计算机生成的环境中导航时，其导航脑细胞的活跃度远低于在现实世界中。 UCLA 的神经生理学家马扬克·梅塔说：“有一半的神经元就这样沉默了。”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的下降可能源于数字空间模拟中缺乏“近端提示”——那些提供位置线索的环境气味、声音和纹理。正如波兰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日布斯基所说：“地图不是它所代表的领土”，计算机渲染同样也不是。当我们进入虚拟世界时，我们被迫放弃大部分身体，这并没有让我们获得自由，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虚弱。
反过来看，这世界也变得索然无味了。随着我们逐渐适应这个简化的世界，我们开始失去了感知这个世界为我们最热情的居民所提供的一切的能力。我们像是蒙着眼睛在旅行。这种状态导致了一种存在的匮乏，因为自然和文化不再向我们发出行动和感知的邀请。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写道，自我只有在面对并克服“周围环境的阻力”时才能成长壮大。“如果一个环境总是处处迎合我们的冲动，那么它对成长的限制将和处处充满敌意的环境一样致命。永远被推动着向前的冲动，会毫无思考地走完全程，对情感也会变得麻木不仁。”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充裕、科技发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迷茫和忧郁的时代。进入这个世纪的头十年，美国服用抗抑郁或抗焦虑药物的人数激增了近四分之一。现在，每五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定期依赖这些药物。许多人还依赖安眠药，比如安必恩。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同一时期中年美国人的自杀率飙升了近 30%。超过 10%的美国学龄儿童和近 20%的高中生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其中三分之二的孩子需要服用利他林和阿德拉等药物来控制症状。而当前的疫情，无疑让这种不满情绪雪上加霜。
我们的烦恼多得数不清，而且原因也模模糊糊。但有一点可能是，我们追求的所谓“无摩擦”生活，反而让我们的人生变成了一片贫瘠的土地。那些让人麻木的药，就像是给我们的感官上了锁，把我们的存在感压缩得越来越小，好适应这个越来越逼仄的世界。
弗罗斯特的十四行诗里，藏着对技术伦理风险的警示。割草机的镰刀，无情地收割着花朵和草茎，连那些娇嫩的兰花和无辜的小动物也不放过。技术不仅承载着我们的梦想，也暴露了我们的阴暗面，比如对权力的渴望和随之而来的傲慢与漠然。在《A Boy’s Will》中，弗罗斯特再次触及这一主题，通过一首名为《一簇花》的诗，讲述了一个割草人如何在割草后，发现了幸免于难的花朵：
割草人在露水中如此珍爱它们，
让它们继续绽放，不为我们，
也不为引起我们的注意，
只是出于清晨的满心欢喜。
弗罗斯特用他特有的细腻告诉我们，使用工具不仅仅是实用的问题，它关乎道德选择，有道德后果。作为工具的使用者和制造者，我们有责任让技术更有人性，明智地使用它的锋利刀刃。这需要我们保持警觉和细心。
在世界各地的小农经济中，镰刀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在现代农场，它已经显得格格不入。现代农场的发展，和现代工厂、办公室、家庭一样，都在追求更复杂、更高效的设备。 1780 年代脱粒机问世，1835 年左右机械收割机登场，随后几年打包机也应运而生，到了 19 世纪末，联合收割机开始商业化生产。几十年来，技术进步的步伐一直在加快，如今，随着农业的数字化，这一趋势正走向它的逻辑终点。托马斯·杰斐逊曾将耕作土地视为最具活力和美德的职业，而现在，这项工作几乎完全交给了机器。农场工人逐渐被“无人机拖拉机”和其他机器人系统取代，这些系统通过传感器、卫星信号和软件，完成播种、施肥、除草、收获、包装农作物，以及挤奶和照料其他牲畜。目前还在研发中的机器人牧羊人，未来将在牧场中引导羊群。即便镰刀仍在工业化农场的田野中低语，也再无人驻足聆听。
手工工具的亲近感，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使用它们的责任。我们把这些工具看作是身体的延伸，自我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得不深入参与到它们所涉及的道德选择中。镰刀不会自己决定是砍还是留下花朵；这个决定权在割草人手中。随着我们对工具的运用越来越得心应手，我们对工具的责任感也随之增强。对于新手来说，镰刀可能感觉像是手中的一个陌生物品；而对于熟练的割草人来说，手和镰刀已经融为一体。技艺的提升，让工具和使用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即使技术变得更加复杂，这种身体和道德上的纠缠感也不会轻易消失。在报道他1927年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历史性飞行时，查尔斯·林德伯格谈到他的飞机和自己，就像是在谈论一个整体：“是我们完成了这次飞越大洋的飞行，而不是我或它。”飞机是一个包含许多部件的复杂系统，但对于一个技术娴熟的飞行员来说，它仍然具有手工工具那样的亲密感。修整草甸的那份爱，也是为飞机驾驶员拨开云层的爱。
自动化削弱了工具与人的联系，这并不是因为计算机控制系统太复杂，而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要求太少。它们把工作原理藏在神秘的代码里，不让我们过多参与，也不鼓励我们提高使用技能。最终，自动化让我们变得麻木，不再把工具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 1960 年，心理学家兼工程师 J.C.R.利克利德在《人机共生》这篇著名论文中，很好地描述了我们与技术关系的转变。他说：“在过去的人机系统中，人类操作者提供主动性、方向、整合和标准。系统的机械部分只是人类手臂的延伸，后来是人类眼睛的延伸。”计算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机械延伸”变成了对人的替代，变成了自动化，留下的人更多是来帮助而非被帮助。随着一切变得越来越自动化，我们越来越容易把技术看作是不可抗拒的、超出我们控制和影响的异化力量。试图改变其发展路径似乎是徒劳的。我们只是按下开关，然后按照程序化的流程办事。
尽管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但这么做实际上是在逃避我们对科技进步的管理责任。一个无人驾驶的收割机器人，虽然驾驶座空空如也，但它和一把普通的镰刀一样，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可能不会像对待手工工具那样，将机器纳入我们的思维模式，但从道德层面来看，机器仍然是我们意志的延伸。它的行动，就是我们的行动。如果机器人惊扰了一条翠绿色的蛇，或者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我们同样难辞其咎。我们还在逃避一个更深层次的责任：监督自我构建的条件。随着计算机系统和软件应用在我们生活和世界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们有义务在进步限制我们的选择之前，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它们的设计和使用的决策中去。我们在创造事物时，应该更加谨慎。
如果这听起来天真或无望，那是因为我们被一个比喻误导了。我们将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定义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而不是身体和四肢的关系，甚至不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很远。它在西方哲学思想的曙光中形成，最初出现在古雅典人那里。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开篇讨论家庭运作时认为，奴隶和工具本质上是等同的，前者作为“有生命的工具”，后者作为“无生命的工具”为家主服务。亚里士多德假设，如果工具能变得有生命，它们就能直接替代奴隶的劳动。他预见到计算机自动化甚至机器学习的到来，沉思道：“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想象管理者不需要下属，主人不需要奴隶。这种情况就是每个（无生命的）工具能够按照命令或通过智能预测自行完成工作。”这将“就像梭子自己织布，琴拨自己弹奏竖琴一样”。
自古以来，把工具看作是奴隶的想法一直在塑造我们的思维模式。这种观点反映了社会对于摆脱辛苦劳动的永恒梦想。奥斯卡·王尔德在 1891 年就曾预言：“所有不需要动脑的劳动、所有单调乏味的工作、所有处理恐怖事物和恶劣环境的工作，都应该由机器来完成。世界的未来，就建立在机器的奴役之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 1930 年的文章中也预测，机械奴隶将使人类从“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带领我们走向“经济乌托邦”。到了 2013 年，《母亲琼斯》杂志的专栏作家凯文·德拉姆更是宣称，“一个充满闲暇和沉思的机器人天堂终将到来”。他预测到 2040 年，我们的电脑奴隶——“它们不知疲倦，永不发怒，永不犯错”——将把我们从劳动中解救出来，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伊甸园。“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度过每一天，或许是学习，或许是打电子游戏。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决定。”
然而，当角色颠倒时，这个比喻也反映了社会对技术的深层恐惧。我们越是依赖技术，就越像是技术的奴隶。自 18 世纪以来，社会批评家们就常常把工厂机器比作把工人逼入奴役的枷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数劳动者，时时刻刻被机器所奴役。”到了今天，人们更是经常抱怨自己成了家电和小玩意的奴隶。《经济学人》在 2012 年的一篇文章《智能手机的奴隶》中提到：“智能设备有时能赋予人们力量，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仆人已经变成了主人。”更为戏剧化的是，机器人起义，即人工智能计算机从我们的奴隶变成了我们的主人，这个想法自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未来反乌托邦幻想的核心。就连“机器人”这个词，都是 1920 年一位科幻作家创造的，源自捷克语中的“robota”，意为奴役。
主仆隐喻不仅在道德上存在争议，还扭曲了我们看待技术的方式。它强化了一种认知，即我们的工具与我们自身是分离的，我们的工具具有独立于我们的能动性。我们评价技术，不再看它们能帮我们做什么，而是看它们作为产品本身的特质——它们有多聪明、多高效、多新奇、多时尚。我们选择工具，可能是因为它够新潮、够酷、够快，而不是因为它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体验世界，拓宽我们的感知和体验。我们成了技术的被动消费者。
这种比喻鼓励社会对技术和进步采取简单化和宿命论的观点。如果我们假设我们的工具是代表我们行事的奴隶，总是为我们的利益最大化服务，那么任何试图限制技术的做法就变得难以辩护。每一项进步都赋予我们更大的自由，让我们更接近乌托邦，或者至少是最好的可能世界。我们告诉自己，任何失误都会很快被后续的创新所纠正。只要让进步自行发展，它就会为自身造成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一位思想家表达了近年来广为流行的硅谷意识形态：“技术并非中立，而是在人类文化中起着压倒性的积极作用。我们有道德义务增进技术，因为它增加了机会。”随着自动化的发展，这种道德义务感变得更加强烈。毕竟，自动化为我们提供了最具生命力的工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见的那样，这些奴隶最能将我们从劳动中解放出来。
把技术看作一个善良、自愈、自主的力量，这种想法真的很吸引人。它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同时卸下了我们对未来的责任。这种观点特别适合那些因为自动化系统和控制它们的计算机带来的劳动力节省、利润集中而变得极其富有的人。它给了我们的新贵们一个英雄故事，他们在故事中扮演主角：失业可能不幸，但这是人类最终被我们善良的企业创造的电脑奴隶解放的必经之路上的必然之恶。彼得·蒂尔，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已成为硅谷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承认“机器人革命基本上会导致人们失业”。但他急忙补充说：“它的好处是能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去干别的事。”被解放出来听起来比被解雇要舒服多了。
这种宏大的未来主义背后，其实藏着一股冷漠。历史告诉我们，那些高谈阔论，说要用技术解放劳动力的华丽辞藻，往往只是对劳动的一种轻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的科技巨头们，他们自由主义倾向明显，对政府不耐烦，怎么可能同意那种需要大规模财富再分配的计划呢？这种计划，正是为了给失业大众的自我实现和休闲生活提供资金。哪怕我们真能发明出一种魔法咒语或者算法，能够公平地分配自动化带来的收益，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凯恩斯所幻想的那种“经济天堂”是否真的会出现。
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汉娜·阿伦特有一段先见之明的话，她指出，如果自动化的乌托邦承诺真的实现了，结果可能不会像天堂，反而像一个残酷的恶作剧。她写道，整个现代社会已经被组织成一个“劳动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为薪酬工作，然后花掉这些薪酬，是人们定义自己和衡量自己价值的方式。大多数在遥远过去备受推崇的“更高尚和更有意义的活动”已被边缘化或遗忘，只剩下孤独的个人，他们考虑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以工作的方式，而不是以谋生的方式。在这个时候，如果技术实现了人类一直以来“希望从劳动的‘辛劳和烦恼’中解脱出来”的愿望，那将是荒谬的。它会将我们更深地推入痛苦的炼狱。阿伦特最后得出结论，自动化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劳动的劳动者社会的前景，也就是说，他们失去了仅存的活动。诚然，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她理解，乌托邦主义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
不久前，我在一所小型文理学院的校园里偶遇了一位独立摄影师，他正在为学校完成一项拍摄任务。他站在一棵树下，等待着不配合的云朵从太阳前散开。我注意到他架设了一台大画幅胶片相机，放在一个笨重的三脚架上——这很难不引人注目，因为它老的近乎荒谬。我问他为什么还在使用胶片。他告诉我，几年前他曾热情满满地接纳了数码摄影。他用数码相机和装有最新图像处理软件的电脑取代了胶片相机和暗房。但几个月后，他又换回了胶片。这并非因为他对设备的操作或图像的分辨率和精确度不满意，而是因为他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改变。
拍摄和冲洗胶片所固有的限制——费用、辛劳、不确定性——鼓励他在拍摄时放慢节奏，态度审慎、深思熟虑，并怀着深刻的身临其境之感。在按下快门前，他会在脑海中构图，关注场景的光线、色彩、构图和形式。他会耐心等待释放快门的最佳时机。使用数码相机时，他可以更快地工作。他可以连续拍摄大量图像，然后用电脑筛选、裁剪和调整最有希望的照片。构图的过程变成了拍摄后的事。这种改变起初令人陶醉。但他发现自己对结果感到失望。这些图像让他感到冷漠。他意识到，胶片强加了一种感知和观察的纪律，这导致了更丰富、更富艺术性、更动人的照片。胶片对他要求更高。于是他回归了旧技术。
这位摄影师对电脑并没有半点敌意。他不会因为那些关于失去控制权或自主权的抽象担忧而烦恼。他不是那种爱较真的人。他只是想要找到最适合自己工作的工具——那种能激发他潜力、让他创作出最出色、最有成就感的作品的工具。他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最新、最自动化、最便捷的工具，未必总是最佳选择。虽然我相信他不会喜欢被比作 19 世纪初的卢德分子，但他在某些工作阶段选择放弃最新技术，这种选择其实和那些古老的英国机器破坏者们的反抗颇有几分相似，只是少了些怒气。和卢德分子一样，他明白，技术的选择也关系到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他选择了主动掌控这些选择，而不是把它们交给别人，或是随波逐流。他退一步，对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我们这个社会，对某些行为开始抱有戒心。可能是因为无知、懒惰或者胆怯，我们把那些反对新技术的人描绘成了漫画里的反派，好像他们就是落后的代名词。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那些宁愿用老工具也不用新工具的人，不过是在怀旧，是在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性选择。但真正的感情用事，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总以为新东西一定比旧东西更适合我们。这种想法，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容易被忽悠。一个工具是否优越，并不在于它有多新潮，而在于它如何影响我们，如何塑造我们对自然、文化和人际关系的体验。把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选择权，交给一个叫做“进步”的大概念，这简直是愚蠢至极。
技术，是文明的基石，也是我们的荣耀。但它同样是一道我们给自己出的考题。它逼着我们去思考，生活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逼着我们去追问“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随着电脑技术不断侵入我们生活的私密角落，这场考试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我们可以选择随波逐流，让技术潮流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我们也可以选择逆流而上。抵制创新，并不意味着拒绝创新，而是要让创新保持谦逊，让进步落到实处。“抵抗是徒劳的”，这是科技迷们喜欢挂在嘴边的《星际迷航》里的陈词滥调。但事实恰恰相反，抵抗从来都不是徒劳的。如果正如爱默生所说，我们的生命力源自“积极的灵魂”，那么我们的最高职责，就是抵抗任何可能削弱或消耗这个积极灵魂的力量，无论是来自制度、商业还是技术。
关于我们，有一个最了不起的地方，却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每次我们与现实碰撞，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会加深，我们也会因此更完整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在面对挑战时，可能会被对成果的期待所驱动，但正如弗罗斯特所说，是工作——是手段——塑造了我们。自动化让我们的目的和手段脱节。它让我们更容易得到我们想要的，却让我们远离了认知的过程。当我们逐渐变成屏幕前的生物时，我们面临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们的本质，是否仍然在于我们所知，还是我们已经满足于被我们所欲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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