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认知能力**
对于未知领域，我通常会采取比较原始的办法，就是自己去体验和感受，用常识来判断。
大部分知识是没用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我不会去规划未来五年、十年，我会想一个很远的目标和很近的目标。
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比我强，我只在很少的方面比很少的人强。比如隔绝外部压力，回归本源理性思考的能力，有时候有点逆向思考的能力。
以前做二级市场发现自己好像天生不太容易在很多人恐惧的时候恐惧，而容易在大众热情的时候悲观。
**2.对电影院现象的思考**
劣币驱逐良币侧面描述的是自私不团结的个体无法对抗管理者的强制力的现象。
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描述了通过利用个体自私的力量来进行财富重新分配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的一种现象。
电影院现象和劣币驱逐良币类似，但其实它描述的是一个没有组织，又缺乏外部强制力的自私个体的群体，可能出现的一种集体自我伤害的现象。
如果电影院前排人站起来，后排的人也会站起来，结果就破坏了大家本可以坐着看的秩序。
也就是说，“劣币驱逐良币”是一股力量战胜另一股力量推动劣币的普及，而电影院现象是一个群体自我伤害的现象，谁都没有真正获益，更加值得研究和应对。
电影院先站起来的那部分人，就像是掉进汤里的一粒屎，很快整锅汤就只能倒掉，这是指出的是一个比例问题。
汤其实有自我净化能力，如果比例低没问题，但这个比例只要上升到一个临界点，原有的净化能力就崩溃了。
坏一锅汤的一粒屎的大小的临界点是很低的，也许是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五的区别。
百分之一能净化，百分之五就只能全部扔掉了。很多时候，质变就是在这1%到5%之间。
在商业上，Amazon在图书份额远低过50%就实质决定了图书的定价进而颠覆了图书零售业。
为什么有的东西贵了反而好卖？
比如空调这种产品既需要有人安装，又需要有人推荐。
有可能类似小米的互联网直销，把价格打到最低点还不如格力给安装者、渠道以足够利润。虽然看起来渠道的做法抬高了商品的价钱，但在实践中，渠道和服务成本也许是维护某种公共认识最节省、良性的做法。
这种渠道和服务成本是必须的，它把维护某种秩序的代价体现在明处，而忽略了这种代价的体系可能会走向“劣币驱逐良币”。
**3.对供给侧需求侧的思考**
要从根本上变革供给侧，得先变革需求侧。
第一类供给侧的变革是满足了一直存在却未被完全满足的需求，比如有人想飞，就诞生了飞机满足飞的需求。
第二类供给侧的变革源于新的应用场景的出现。比如在世界大战这种突发场景下，衣服以及很多其他生活用品被成批量、大规模、标准化的需要，推动了供给侧生产组织、管理和交付流通上的极大变革。
第三种供给侧的变革源发于信息收集成本大幅变化，比如Uber的出现大幅降低了收集路线、位置以及打车需求的归集成本。
第三类变革存在着大量的可能性拿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来换取整体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抽象来说，存在一个通过推动需求流通侧更多的采用计划，以此来推动供给侧打破滞后的大规模生产实现中小规模批量的“定制”的半市场经济的可能，即用需求流通侧的半“计划经济”来推动实现供给侧的半“市场经济”。
线上电子商业解决了把义乌小商品市场搬到网上的问题，流通侧的信息高度透明化，加速了各商贩之间的竞争，但对传统制造业的工厂改变不多。
工厂生产还是要一些计划，主体的工厂主要还是依赖于线下商超的批量订单，按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周期在排计划。
线上的商贩竞争越激烈，越市场化，和线下生产计划的脱节和对比也越厉害，国际需求的批量外贸订单的计划和线上零售卖的订单之间的脱节也越厉害。
这种情况下，主体的工厂主要还是依赖于沃尔玛、家乐福，线上纯流通侧的极度市场化也不改变生产侧计划的滞后性和高度计划性。
存不存在一种模型能改变生产侧的滞后性和高度的刚性计划性？
假设我们能让前端消费者多一点耐心及和其他人协调的愿望，放弃一部分所见即所得、现在马上要的冲动，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利用人和人推荐、人和人之间关系、兴趣的相似点，做人以群分的归并，把每个人人性化的需求归集成有一定时间富裕度的计划性需求。
这种需求的归集程度也许没有像沃尔玛这种半年期的批量订单那么大，但也够让工厂一条产线经济的运转。
如果能这样做，流通侧线上高度市场化和生产侧刚性计划的矛盾也就能缓解。
更多计划性的需求和更多市场的供给侧相融合，前后端信息会更全面的打通，消除需求和生产的错配，帮助我们摆脱对传统类沃尔玛商超的依赖，实现从滞后的计划走向与需求同步的半市场化。
**4.对财富转移的思考**
保险这种产品进一步促进了财富从没钱人向有钱人的转移，进一步放大了资本的力量。如此下去，如果市场是高度有效不受干扰的，法律是保障资本及其复利的合法性的，那么很可能会使得富的人越富，穷的人越穷。
巴菲特之所以能让人敬佩。主要在于他除了能把资本的游戏玩到极致，更加清楚钱不是目的。
他一方面享受着资本游戏的快乐，另一方面把绝大多数钱捐给了比尔盖茨基金会，完成财富应有的再分配。
同时，他还倡议其他富人也把钱捐出来，倡议国家提高富人的税收，从机制上进行更大力度的财富再分配。
存不存在一些机制让穷人也能卖“保险”给富人，从而实现更精细化的反馈，周期更短的钱从富人向穷人回流的循环呢？
比如说有一千人在夏天的时候就想到在冬天的时候要买一件某种样子的羽绒衣，将联名订单给生产厂商，并愿意按去年的价格出10%的订金。
这种情况下，工厂很有可能是愿意给他们30%的折扣的。因为工厂从联名订单里获得了一个工厂原来不具有的一种需求的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可以转变为利用生产计划低谷进行生产的便利，也可以转化为采购原材料时候的笃定。
工厂甚至可以把这种确定性进一步售卖给上游和配套厂商使得成本进一步降低。
每个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对自己的意愿，对于自己在未来某个点的需求和规划比其他人要清楚得多，这种个人规划和意愿，以及个体对自身某个行为的确定性的把握，对供给方往往是有价值的，它可以降低组织生产的不确定性，可以帮助实现资源以及资本的更有效配置。
因此我猜想资本家和富人是愿意向普通人、穷人反购这种成本的。
这种反向保险不再是穷人积累信用和钱向富人借钱付利息或者是花钱给富人买生活的确定性，而是反过来，富人、资本家出钱给普通人、穷人买他的生产资本配置的确定性。
**5.从何处获取力量**
段永平在商业和人生给我的启示是，他说快就是慢，慢就是快。用平常心来做事情会更好，平常人其实很难有平常心。
段永平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人。
他还教给我一个商业常识，就是价格一定会波动，但只要你的价值提升，最终价格会和价值接近。
这个常识让你安心于增加企业的内生价值，不要过度在意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
此外，段永平教我要胸无大志，做好当前就好。
阿里巴巴创始人之一孙彤宇对我的帮助是，他对平台的理解不一样，比如他认为平台更应该考虑不用阶段的生态演进，而品牌是单个细分人群标新立异的价值主张。
2006年，段永平带上我去参加巴菲特的午餐。我发现巴菲特讲的东西其实特别简单，连我母亲都能听懂。
这顿饭最大的意义可能让我意识到简单和常识的力量。
对一件事做判断时，你需要了解背景和事实，了解之后需要的不是睿智，而是面对事实时是否还有勇气用理性和常识来判断。
常识显而易见、容易理解，但我们因为成长、学习形成的偏见和个人利益的诉求蒙蔽了我们。
读完罗素的《幸福之路》，我总结了几点，
一是要有勇气去面对尝试，用常识做理性的判断，用理性的意念指导自己的行动。
二是要对成就一个无限完美的自己的兴趣，转移为对外部可观事物的兴趣。
三是对不可改变，不可能征服的事要学会放弃。
佛学、量子力学和数理逻辑的不完备定理告诉我们两件事，
一是世界是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可精确度量的，是测不准的，是不确定的。
二是用有限的规则去描述规范世界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完美的，不完备的。
除了拼多多，我最希望在未来能转型成真正意义上的科研人员，像富兰克林在40岁以后就不参与商业了，参与科研发明了避雷针，我觉得非营利性的全心全意的科研工作对人类的贡献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