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一直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参战。即便在当时，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美国参战，日本必败。所以，珍珠港事件令丘吉尔和蒋介石都欣喜若狂。
难道日本政府的决策者就看不明白这一点吗？他们当然看得明白。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曾警告近卫首相，日本成功对抗美国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上谈到对美国开战决策时，铃木贞一（战时任企划院总裁）回忆说：“海军打心底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意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但又激烈反对从中国撤军。外务大臣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美国交涉断无希望成功。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战争，仅存的办法要么是让海军大臣正式公开其真实想法，要么是让陆军理解海军未公开的意图，并同意撤军。我看得出首相很为难，因为从他个人来讲，他觉得自己无力说服海军或陆军。”（伊恩·布鲁玛《创造日本：1953-1964》第五章。）
这样，一群聪明人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让日本走上一条自取灭亡的不归路。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战争后期。在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力主接受《波茨坦公报》，无条件投降，直到白白挨了两颗原子弹。这就是“群思陷阱”导致的结果。
“群思陷阱”(groupthink)指的是群体中出现的这样一种现象：群体成员追求“和谐一致”的愿望导致了一个非理性的决策。这里的关键是，和谐的愿望！这种愿望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一致的倾向，每个人以团体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不同意见被隐藏起来，或者被置之不理，因而群体表现出高度一致。为了和谐一致，人们甚至忘了群体本来的目标。
在群体中，个体之所以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压制自己的良心和理智，首先是因为他渴望被群体成员接受，不想成为另类，不想成为团结的破坏者；其次是因为他没有把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不愿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和“固执”；第三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既然决策是大家的意见，即使错了，自己也不需要对此负责。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埃文·詹尼斯最早对群思陷阱做了系统研究(Irving Janis,1972)。他认为，具有如下特征的组织最容易陷入群思陷阱：
高度追求和谐团结和团队精神；
不重视个体的表达自由，不鼓励创新；
领导人行事专断，自以为是；
群体成员由提拔任命，背景和信仰过于同质化；
成员之间信息交流不畅，个体处于孤立状态；
决策缺少程序规范；
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特别是外部威胁，决策要解决的问题既复杂又紧急；
近期决策失误多，降低了个人的自尊。
上述特征意味着，层级越高、竞争性越弱的组织，影响范围越广、后果越严重的决策，越容易陷入群思陷阱。比如，群思陷阱在政治组织比在商业组织更可能出现，在战争年代比和平时期更为频繁。
前面讲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决策，事实上，在其原著中，詹尼斯把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国的措手不及作为群思陷阱的典型案例。驻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将领有一种共同的错觉：日本人不会进攻夏威夷。所以即使来自华盛顿的警告也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
一场战役，日美双方都陷入了群思陷阱，日本人的群思陷阱把日本送上自取灭亡的不归路，美国人的群思陷阱让美国太平洋(4.320, -0.06, -1.37%)舰队损失惨重。
以上我们分别分析了四个非理性决策陷阱。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陷阱不仅是相互关联的，甚至经常是共同发挥作用。比如，当希特勒变成一尊神（信仰陷阱）的时候，希特勒本人变得不仅更加自负，而且更加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自尊陷阱），纳粹高层必然陷入群思陷阱。
本文摘录自作者《不可高估理性的理论》一文，原文发表于《读书》杂志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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