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出未必意味着光明，太阳也无非是颗辰星而已，只有在我们醒着时，才是真正的破晓。——梭罗《瓦尔登湖》
在看守所，如果你喜欢抽烟，你能和任何人成为朋友；如果你喜欢打牌，你能和一大半人成为朋友；如果你喜欢溜冰、耍娃、下象棋、看电视，哪怕是整天对着水泥地盘桃核，你也能收获一个圈子的友谊。但如果你除了看书什么都不喜欢，对不起，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撒有麻达”（关中方言：脑子有病）。
我最初会在心里默默耻笑那些整日里只知道娱乐、动不动就破口大骂、每日里最大的精神高潮是排队抹管子的人粗鄙，后来我为了看书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又或低三下四的去垃圾堆里翻书、被人喊作“书呆子”时，我渐渐明白披着“读书”的外裳并不意味着我比别人高尚多少，所有这些行为的本质并无什么不同，只是选择的宣泄方式不同罢了。
1
在看守所，想静静地当个书呆子并不容易，在这里看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首先是没书。
很难相信，文明社会里唾手可得的纸质书籍，在看守所居然会成为“奢侈品”。
在这里，书不是单纯的信息载体，书是脸面、是身份、是地位的象征，这里的书属于“高毛”阶级——高级毛驴子，每一本书的来历都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儿”，要么看情面，要么看价钱。据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的研究生透露：单送一次书1000元，不知道几本，抽烟的话书就是附赠了（烟在看守所是硬通货，如果外送烟的话成本很高，正常市值100块一条的烟外送就得1000，所以有能力从外面送烟的毛驴子都是需求量比较大的烟民，平时打点进贡的也很多，所以送点书的话很容易，因为书本来就不是违禁品，只是没有干部愿意带罢了）。普通毛驴子——普毛即便偶尔获得一两本书，也得上交高毛统一管理，供他们先翻阅。至于普毛再想借阅自己的书，那就得看高毛的心情了，诚如看守所的大门——好进难（南）出。
其次，有了书，没地方搁。
看书还得考虑找地方搁？这就不得不谈监舍的空间布局了。我所在的雁南看守所的监舍是老号子，净深12米，净宽3.5米，在这间40平米出头的号子里，一张板床从前门接到后窗，占据了号子的半壁江山：板床由松木拼接而成，长10米，宽2米，离地60公分，板上是生活区，板下是储物区。
在雁看坐牢，“精髓”全在一张板上。仅以储物区论，从里到外塞得满满的三排箱子，大家论资排辈划分箱子：来得早、混得好的老毛驴子，单独占用一个，位列第一排，方便平时取用；来得晚、混的差的新毛驴子，要么排队等箱子，要么两人合用一个箱子，位置在板下的最深处——第三排，每次取东西都得钻床板。
因此，对于初来乍到的新毛驴子，看书最大的考验在于：有书都没地方搁。平时在板上看书倒罢了，一遇到开饭、睡觉、大扫除等，板上不容留物，想钻床板都不行——有时间限制；把书暂放在第一排的箱子上——拿啥放呢嘛？！最后，还是得灵性点儿，找第一排的老毛驴子套套近乎，上点儿百货——租个箱盖放书，不能超过两本。记得按时交租，不然书就可能进垃圾桶了。
最后，没时间和地方看书。
坐牢还能没时间？坐牢是有大把的时间，可惜使用权不在你。
看看作息时间就一目了然了：早上六点起床，打铺、洗漱、点名、吃早饭、抹地、上厕所，洗漱、上厕所都得排队，忙活完八点半，开始坐板、背监规学习等，一眨眼到十点。中午十一点半开午饭，吃完饭睡午觉，下午两点起床、点名，下午五点半开晚饭，忙活完六点半，晚上九点半准备睡觉。中午、晚上值班期间严禁看书。正常情况下，一天能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5个小时，还得忙着“打盹儿”补觉，遇到大扫除、打架罚坐板、清监等，全天就泡汤了。
至于地方，就涉及到板上的生活区了。
10米长的板床，高毛在靠门的位置划一道两米长的“VIP区”，普毛禁入。剩下的8米，中间的黄金位置留作棋牌区和影视区，供大多数普毛打牌、下棋和看电视。最后剩下靠窗的一小块区域，因为地理位置偏僻看不到电视，又靠近驴口（厕所）风水不佳，便成了普毛们闲谝的自留地——杂毛区。这里却也是看书的最佳落脚点，只不过得让人看着点儿，不然稍不留神上个厕所回来，位子便没了。位子没了还能再找，书要是扔了就“撒都大了”（关中方言：头疼）。
2
在腾达来之前，号子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 “撒有麻达”，他来之后，我默默地松了一口气：现在成俩了。
遇见腾达算是“乔迁之喜”：2019年12月，因疫情隔离需要，腾达所在的东2-3改作病号室，“老人”全部打散，到不同的监室去。
分流的当天，“搬迁队”拖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贴着墙角鱼贯而入，我注意到一个瘦小的身子吃力地拖着大半箱子书夹在中间。我好奇地启动调焦模式：右手习惯性地拉着眼角线，将500度的近视眼对准箱子，赫然发现里面塞着一本厚厚的《三年高考·五年模拟》，心里不禁泛起古怪而会心的一笑。
借着图书交接，我得知这位东2-3前图书管理员就是大名鼎鼎的腾达。
腾达小我两岁，故意伤害罪，涉案人员12名，造成一人死亡，清一色的大学生。
如此大案即便在雁南看守所也是轰动性的，尤其是还夹杂着宗教的元素，据说腾达是为同伴驱魔不慎致其死亡，很多人都想从腾达口中得知其中因缘，但他对此一直讳莫如深。
意外的是，腾达对我这个被 “博士女友送进来的研究生”也早有耳闻，我们颇有一丝莫名的“惺惺相惜”之感，也因此很快熟悉起来。
我对腾达的案子“真相”像其他人一样充满了好奇，但是出于对别人隐私和信仰（腾达信仰基督教）的尊重，一直小心回避着这块禁区。
但是在看守所这个地方，连 “抹个管子”（手淫）都有一群人在后面排队，又哪有什么真正的隐私呢？
腾达的“禁区”很快被我无意中打开了。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其中关于基督教历史沿革的话题引起了腾达的兴趣，他如遇知音般地敞开讲了自己的信仰历程。
有一天，我们谈罢摩西出埃及的种种神迹，腾达意犹未尽，顿了顿，他凑到我跟前问道：“你相信有魔鬼吗？”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他将告诉我“真相”，我反问他：“你怎么确定他们中魔了？”
腾达平静地看着我，点了点头，然后向我缓缓揭开了基督教接受圣灵启示的神秘一角。
我听罢只觉得匪夷所思，完全颠覆了从小接受的社会主义自然科学观，脑袋里闪过“撒有麻达”（关中方言：脑子有病）的念头。但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又觉得也许是我了解得太少了吧。联想到天启宗教的历史，我只好告诉他：“有信仰是好事，但有机会也多了解一下其他宗教的发展历史。”在我看来，不论他信仰的真相是什么，他都需要这份信仰的支撑，这能让他狠狠的用拳头砸过床板之后，继续平静地接受绝望的等待。
3
也许没有比“绝望的等待”更合适我们这些“毛驴子”处境的形容了。
在新冠疫情掀起的全球风暴中，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触目惊心的新增病例、可歌可泣的防疫一线，文明社会的每个人为自身的处境而惶惶不可终日时，又有谁会关心我们这些“等待法律制裁”的群体——被社会抛弃的残骸、连社会边缘化都算不上的“犯罪嫌疑人”。
疫情引起隔离、检查，程序增多致使工作效率降低，效率降低致使案件积压，案件积压导致看守所人满为患。
一间羁押标准为12人间的监舍，犯罪嫌疑人像破抹布一般不要命地往进扔，20人，30人……当这个数字暴增至52人的时候，所有的咒骂和惶恐都消失了。
我们这些尚未定罪的“犯罪嫌疑人”，因为生存空间的匮乏，不得不遭受连“罪犯”都不如的非人折磨——睡不了觉。
号子的面积只有40平方米，它不会因人数暴增而有任何改变，因而，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赤裸裸的摆在每个“毛驴子”的面前。
睡觉，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在看守所里，是战场。
一到睡觉时间，号子里便呈现出一番奇异的景象：几十号人脱得光溜溜的，侧躺在一张10米长的大通铺上，一个头朝外、一个头朝里，像拉链的锯齿一样紧挨着。膀大腰圆的小组长挥舞着拖鞋吆喝 “㞗对㞗，沟子对沟子”，哪个不灵性自有拖鞋伺候。所有人都顺从地绷直身子，把这条“拉链”拉得不留一丝缝隙。嘴巴不敢张开，一张开嘴就会迎来与对面脚趾头的“亲密接触”，索性用蓝马褂盖住脚丫子，眼不见为净。
入睡是一场与身体本能的抗争过程。肩膀垂直贴着板床，用不了多久身子就麻了，忍不住想换换身子，可又被两边的人夹得死死的，于是一动弹便仿佛平静的湖面扔进去一块石子，周围的人瞬间被搅得沸腾起来。这个用脚踢一下，那个用膝盖顶一下，在一片骂骂咧咧的吵闹声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整个人困累交加，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了，便昏昏然入睡了。
而在地上，另有一番别致的景象：1.5米宽的过道上沿着墙打满了地铺，铺宽1.2米，每个铺位能睡2到3个人。地铺是铺位里的贵宾区，因为睡觉能平躺下去。在地铺和板床之间留有30公分的过道，供值班人员站立。值班人员面床而立，主要任务是“安抚”那些睡觉打呼噜的人，给毛驴子们提供一个安稳的睡眠环境。
可即便是在地铺有了“安详”的睡眠，又能持续多久呢？往往是刚感觉进入了睡眠状态，便有人急不可耐地把你摇醒，指着墙上的钟示意：该换班了……
由于体型瘦小，腾达“拼刺刀”的战绩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往往是信誓旦旦地投入战斗，最后却败得一塌涂地。
我值班时，常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两边的“彪形大汉”挤得浮起来：下半身肆意地搁在别人的身子上，只留下一颗脑袋耷拉在床板上。
因而，每当次日醒来，腾达恢复了精力，兴致勃勃地总结他 “拼刺刀”的得失时，我便觉得好笑。
至于我自己，多亏在外面经常打球锻炼，身体底子还算结实，对于拼刺刀的认识就没腾达那么深刻了。
据同组的人反映，我“睡觉太霸道”，总是侧着下去，平着起来，“像死猪一样”推都推不动。这一点让腾达羡慕不已，不过由于这种“霸道”，拳脚之灾在所难免了。
老毛驴子雨点般的拳头砸过来时，值班人员看得一清二楚，却没有一个人吱声，只有陈长老义愤填膺，当场站出来谴责并作证。
4
在看守所，每个毛驴子都有自己的位置，它不会写在任何明文规定中，却如刀子般刻在每个毛驴子心里。这个位置荒诞不经却又井然有序，它代表着不容置疑的秩序、阶级，直接决定着你在看守所的生存状态。
作为新人，你的位置从零开始，这意味着从进号子的那一刻，外面的一切都清零，与你无关。你已经褪去所有的社会属性，只剩下动物求生的本能。因此，你要接受动物一样的生存现实，要适应环境，要接受吃饭蹲在厕所里，干活儿从洗驴开始，坐板不能靠墙，中午不能午睡……
“岗位”是位置的一个标签。严格意义上说，看守所并无“岗位”一说，因为雁看自2019年之后便撤销了劳动生产，但岗位制度却保留了下来。
在这间40平米的监舍，诞生了形形色色的岗位，分工之细足以让亚当·斯密也叹为观止：打饭，发盆，洗碗……只是一个擦字就衍生出了擦板、擦墙、擦门、擦地四个岗位。总之一句话，驴驴平等，驴驴有活干。
我刚进看守所时，干的是抹地的活，这也是新人进阶的必经岗位，因为它是一个脏活儿。
一日三餐，饭后水泥地地上汤菜狼藉，号子里没有扫帚、拖把，只能让毛驴子手工清理。地抹三遍，第一遍把毛巾儿拧成条儿拉直，贴着地面齐齐推过去，拾掇残渣大头儿；第二遍换湿毛巾，叠成方块儿，沿地面左右摇摆，清洁污渍；最后一遍把毛巾拧干，吸收地面水分。
新人抹地的时候，老毛驴子蹲在板上作壁上观，看得不亦乐乎。
读书多的人爱思考，故而我一开始就对抹三遍地的必要性产生怀疑，险些引发群体性殴打事件，经干部谈话教育后深刻检讨，我又坚持不懈地在水泥地上耕耘了两个月，先后带过老师、快递员、销售员等几批高徒，最后带到国务院直属某大型国企西北区域董事长——38岁的副厅级干部“出师”后，这个活儿才算干到功德圆满。
我的这些徒弟里，最上道儿的，得数陈老师，他抹地半个月，便成功晋级换了“品活儿”。
陈老师，抢劫罪。进来之前一直是某公立小学的老师，兢兢业业干了二十年，后来因为朋友欠账不还，陈老师激愤之下来了把“老夫聊发少年狂”：持刀要账。结果账没要到多少，反倒把人搭进来了。
陈老师的形象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个小学班主任：将近一米八的魁梧体型，上面顶着一张毛茸茸的国字脸，眼窝深陷、眉骨突出，再加上不修边幅的着装风格，活像刚从蛮荒时代走出来的蓝田猿人。
这样一副尊容，也难怪刚进号子“过场”时值班员对他“抢劫罪”的名头不置可否，再得知“小学班主任”的职业时，却禁不住嘀咕：“哪个家长胆子这么大，敢把娃送你班上？！”
面对毛驴子们质疑的眼神，陈老师只用了一堂“古诗词课”就征服了所有人，这堂语文课上没有一个学生打瞌睡，末了下面还有人意犹未尽“再来一首”，值班员老刘更是不吝溢美之词：“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消失殆尽，唯有古诗词还吊着传统文化的一丝魂儿，陈老师今天这堂课又把这丝魂儿勾出来了。”
讲完课后陈老师便紧挨着我坐下来了，由于他是紧接我的后一波新人，毛驴子充分发扬“以老带新”的优良传统，卫生小组长便把这个落魄的“祖国花朵的园丁”交给了我：“下午你带他抹地，什么时候带出来你就不用干了。”
站在讲台上的陈老师风采照人，一头扎进毛驴子堆里的陈老师，却好像一个手无举措的孩子。
由于脑袋出车祸受过伤，他记性不太好，总是丢三落四，开饭时不是把衣服就是把水杯落在了板上，小组长连吼几次“没人要就撇了”，陈老师反射弧太长，只能去垃圾堆里再把东西拾回来；吃完饭收拾勺子，一般做法是用水冲洗或卫生纸擦擦，陈老师倒好，直接把勺子塞进嘴巴捋一圈儿，看得人直膈应；因为怕冷，他身上裹着厚厚的衣服跟大熊似的，舍不得脱下来，直到有毛驴子找到馊味儿的源头，他才剥洋葱似的剥开一层一层的衣服，宽大的骨架上耷拉着松弛的肚皮——原来这只大熊的块头是唬人的。
作为农村出生的老一辈大学生，陈老师对学习无疑充满了热忱，但记忆衰退、牵挂家人和案子让他一度无心读书。后来见我整天抱着一本《社会心理学》看得津津有味儿，陈老师产生了兴趣，借过去翻阅，这一阅就挪不开眼了：“老外写的书就是不一样。”于是，这块32开、500页厚的“砖头”就成刘备借荆州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它在陈老师手里拖来拉去、失而复得，几经波折，先是封面扯掉，接着目录不知所踪，再到胶水开裂、书页卷边儿……
直到某日，爱书如命的老刘看到书的惨像，得知竟是陈老师所为，气得冷哼：“陈老师，你确实可以。”眼看着这本书就要尸骨无存了，还是他的老乡“斌哥”力挽狂澜，这个武大郎似的汉子生就一双巧手，在外面时长年经营着一家面馆，手艺精湛，进入看守所做不了面食却把手艺派上了别样的用场：他先用面条儿把书页粘合，又拿旧毛巾缝了个专用书袋。这下陈老师再也不用担心书丢了，他原本厚厚的外套里外兜里除了卫生纸、袜子、勺子、水杯等，自此多了一个显眼的布袋，俨然丐帮八袋长老……
武侠世界里的大侠武功盖世，快意恩仇无所牵绊，但是现实中在看守所的黑暗森林法则下，敢于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都需要难得的勇气。何况在看守所这种极端封闭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好像压抑着负面情绪的活火山，稍不注意就可能喷发。
生活中拖拖拉拉、不拘小节的“陈长老”，遇事儿却绝不含糊，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失侠者风范。
在看守所热水供应正常每人一天两杯，后来连一杯都难以为继了，而高毛却天天拿热水洗头、洗澡，普毛心有不满却无人出头。陈长老架不住口渴难耐，几番交涉惹得高毛勃然大怒，开会批斗：“给你脸了是不是，你也不看我一天给外面打点多少！”陈长老不为所动，据理力争，过了两天终于又恢复了正常热水供应。
有一段时间几个毛驴子看我不顺眼，联合起来挤兑，情势剑拔弩张，我向陈长老求援，“万一打起来，你不用上手，帮我挡着几个就行。”哪知陈长老早已看在眼里，咬牙切齿地说：“你放心，这些狗日的，不行就弄。毛主席说过：‘打得一拳开，迎得百拳来’。”有陈长老的这句话，我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临近过年，陈长老把我拉到杂毛区的角落，低声说：“把你家人电话给我，我给你捎话儿。”我不无诧异：“事情有眉目了？”那段时间他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出来了，家里人一直在外面给他跑“取保”。
陈长老压抑着兴奋：“嗯，年后就走，别声张。”
过完年，预想的“释放”并像过年一样未如约而至，陈长老裹着厚厚的棉衣陷入了沉默，《社会心理学》也压在屁股下面充当坐垫了。
直到2020年5月份，我的判决下来没多久，他的判决才顺利到了：量刑两年。陈老师挺高兴，离开号子的那天，他向我挥手：“山涛，出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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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雁南看守所的前几天，我把《瓦尔登湖》和《牛津英汉大词典》留给了腾达——那个眼睛像月牙一样清秀的大学生。他把书宝贝地捧在怀里，耐心地将字典的卷边一页一页抚平，然后小心翼翼地压在屁股下面，坐实后一脸满足地看着我，喜悦之情溢出了两只浅浅的酒窝。
由于涉案人员众多及宗教的敏感性，腾达的案子进度异常缓慢，他已在雁看煎熬了两年，还处于等待开庭初审的阶段。
每次一听到外面走廊有钥匙或脚镣的声响，腾达就眼巴巴的盯着门口，嘴里喃喃地念着“律师来了，律师来了。”距离腾达接到起诉已将近一年，律师来了意味着开庭在即，他终于可以面对命运地审判，但是每一次，来人都让他明亮的眼睛黯然。
上帝对此也无能无力，没法让他早点脱离苦海，又或许这才是对信仰真正的考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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