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您经常说我用了你太多钱，要是没有我，你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对不起妈妈，都是我的错，我只能现在让你止损，您不用再给我花钱了，您也不用那么累了。”
9月17日，网传广州番禺一位女中学生跳楼，留下的遗书中这段话，让无数人为之揪心。因为我们都知道，虽然这乍看是孤立的个案，但这一悲剧背后的根源以及这个孩子所承受的痛苦，却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孩子就像“矿井里的金丝雀”，替同样处境的所有孩子，向整个社会传递出了一个求救的信号。
在这封遗书中，孩子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太累了”，“现在孩子的压力也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感觉世界上最累的不是上班，而是学习”，“这个世界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但是我已经没力气去做了”。她自责没能做得足够好，虽然老师都说“先苦后甜，读书才有出息”，但她清楚地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有出息的，她累了，实在做不到了。
在此值得认真想一想的是：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累？累的原因只是学业太重了吗？
前些年在做教育访谈时，我就发现，很多孩子的“累”，不完全源于学业，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来自父母的支撑。在一代人之前，孩子在学校里累了，回来还有个温暖的家可以放松休息，但现在的“家校共育”模式，往往使得孩子无处遁逃，甚至回家来还要承受父母的情绪压力。
在很多家庭里，倒是最弱小的孩子承担起了情绪劳动：家长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未必是孩子带来的，有时是自己工作不顺心，有时只是恰巧心情不好，又或是对孩子寄予了过高期望，但无论如何，家长可以转嫁压力，只有孩子最无力反抗。这些无法消化的情绪负担，才是真正“心累”。
这是不难理解的道理：说起来现在谁活得不累？但我们都知道，如果只是工作量，那做就是了，有时甚至都不需要带入情绪，真正累人的还是跟人打交道，那是心累——你累了一天回到家，结果也得不到休息，不但被批评做得不够好，甚至还被各种嫌弃。一个人如果得不到有力的支撑，难免有一天会精神垮塌，何况是孩子。
我一个大学同学曾回忆，他在高考前夕压力极大，每天早晨醒来都莫名烦躁，在家里看到一点不顺心的就要开骂，甚至摔东西，好像不做点什么就要原地爆炸了。幸运的是，他父母非常耐心，从不打骂回去，每天还做好他最爱吃的菜，在家人的包容和食物的宽慰下，他得到了支持和滋养，逐渐平静下来，只要专心应对学业就行了，最后居然超常发挥，考上了重点大学。
这看似简单，其实极难。有这么个故事：一个女孩成绩不佳，妈妈焦虑不堪，求教于教育专家，被告知要少批评、多鼓励。她听进去了。下次女儿没考好，她就忍住没发火，轻描淡写说：“没事，妈妈相信你，下次努力就好。”结果第二次女儿又考砸了，她也还是克制住了；但第三次仍未改善，她终于失控发飙了。看到她这样，女儿反倒也松了口气：“我妈终于恢复正常了。”
不难看出，对这样的家长来说，功利性的结果导向已深入骨髓，所谓“鼓励”和“宽容”只是为了谋求好结果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地接纳、赞赏孩子，因而一旦发现目的无法达成，立刻原形毕露。
虽然都说“只有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其实是相反的：你得够优秀、能达到父母心目中那个“理想孩子”的要求，才有糖吃。对于那些“不成器”的孩子，家长传统的做法就是诉诸愧疚感——“爸妈辛苦栽培你，你这样不成才，怎么对得起我们？”
也就是说，这种“愧疚式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想利用孩子的负疚心理，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动力。这是东亚社会的恩情债务观念和耻感文化的结合：孩子一出生就亏欠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唯有力争上游，光宗耀祖，才能报偿这份债务，如果你做不到，那你不觉得羞耻吗？
有些孩子确实“知耻而后勇”，为了证明自己能配得上父母的爱而不断努力，然而从根本上说，那是相当可怜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通过成功来“赢得”父母的爱。
很多考上名牌大学的优秀学生出现抑郁倾向的“空心病”，其根源就在这里：他们并不快乐，没得到过无条件的爱，因为他们深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有付出和努力，都不过是为了得到父母的肯定，但父母的期望又是在不断抬高的。
这还是那些优秀的孩子，更多普通的孩子又怎么办？那就更不幸了。
长期接受这种教育，当一个孩子发现自己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父母的期望时，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深沉的负罪感。
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愧疚和焦虑，有的孩子干脆自暴自弃，“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我就这样”，代价是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被看作是叛逆的孽子；有的孩子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或许可以终于不在意父母的期望了，但那种期望的不匹配总是会在两代人之间制造裂痕；还有的孩子最为不幸，他们认同了父母对自己的评价，相信自己没达成父母期望就是无用的、有罪的，由此带来的严重自责非但没能帮助他们成才，反而摧毁了他们的精神支柱。
可悲的是，越是懂事的孩子，此时受的攻击越深。因为他们更敏感地捕捉到家长的情绪，由此而来的自责也更强烈。对孩子来说，最难过的莫过于被父母嫌弃，那是一种失去依靠、彻底无助的可怕感觉。周慕姿在《羞辱创伤》一书中认为，当一个家庭里，“应该保护我、接纳我的人，成为伤害我的人”，而孩子又无法远离父母的羞辱，几乎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那么他们内心会受到持续的创伤：
“最悲哀的是，在采取‘心理控制’教养方式的家庭当中，常出现：只有父母的情绪是情绪、父母的感觉是感觉，孩子是不被允许有情绪自主性的。于是，当因为一点小事，父母情绪爆发，或是让孩子感觉‘自己不够好，就会失去照顾与关爱’的这些事情，都是‘日常’的时候，孩子就带着这样的创伤长大。”
在这次流传的番禺女中学生的遗书中，最触动人心的一句，就是孩子写道母亲的话：“要不是你，我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因为这意味着，不止是她做了什么让妈妈失望，而是她的存在本身就给妈妈带来了不幸。
电影《蝴蝶效应》就道出了这样一种心理：如果孩子意识到“如果世上没有我这个人，我的亲人会更幸福”，那么自杀从逻辑上说就是一种利他行为。
如果这封遗书是真的，毫无疑问，这一悲剧与那个妈妈错误的教育方式有关，但我们并不想谴责一位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我们要问：那个妈妈的生活压力又是从哪里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流传的遗书中，竟没有一个字提到爸爸，那个“消失的爸爸”难道没一点责任吗？这封遗书之所以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也是因为它描绘了无数中国家庭的缩影：女性在家庭结构中被迫承担起许多压力，而有些人又将这种压力传递给了最弱势的孩子。
孩子来到这世上，没有亏欠父母什么，他们唯一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做自己；相反，如果为人父母者没能给他们这样一个自由生长的环境，那是我们亏欠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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